最近“二舅”很火，二舅的经历让我想起了21年前的农村妇女刘小样。
2001年的秋天，刘小样给央视《半边天》栏目组写信：
“在农村，有钱可以盖房，但不可以买书；
可以打牌闲聊，但不可以去逛西安；
不可以有交际，不可以太张扬，不可以太有个性，不可以太好，不可以太坏.......”
她的信，震撼了《半边天》节目组，到了冬天，张越记者带着一班人马，扛着摄像机来到陕西咸阳农村采访她。
一开始，刘小样是拒绝的，她害怕村里人看到，骂她不检点。
就这样耗了几天，节目组没拍到任何期待之中的素材。
采访结束后，记者张越她闲聊，放松下来的她终于袒露出内心。
说起自己的生活，刘小样这样描述：
“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，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，它很美。”
“可我不喜欢这里，因为它太平了。”
“人人都认为农民，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，她就做饭，她就洗衣服，她就看孩子，她就做家务，她就干地里活。然后她就去逛逛，她就这些，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，她不需要有思想......”
停顿片刻后，她接着说：“我不接受这样。”
“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？”
“我宁可痛苦，我不要麻木，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很满足。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房住，这就很好了。
我不满足这些的，我想要充实的生活，我想要知识，我想看书，我想看电视，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——因为我不能出去。”
33岁之前，刘小样过得很“规矩”：初二辍学，包办婚姻，下地干活，洗衣做饭，相夫教子，孝敬公婆。
她说，农村女人有两条命，第一条命属于娘家，第二条命属于婆家，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但刘小样是好运的，她说：“随便找了一个，但正合意。”
随便找的丈夫来自隔壁村的王树生，虽说是相亲认识，但她本人很钟意，因为对方家的门楣上写着四个大字：“耕读传家”
她想，自己书没念成，起码还找了一个读书人家，也算心满意足了。
作家亦舒说：
“当我四十岁的时候，身体健康，略有积蓄，已婚，丈夫体贴，孩子听话，有一份真正喜欢的工作，这就是成功。不必成名，也不必发财。”
这大概是很多女人向往的生活，婚姻幸福，家庭美满。
在同村人看来，她育有一双儿女，每年只需干2个月的农活，已经达到了做一个农民的人生巅峰。
但她却说：“我烦就烦过一样的日子。”
乡下的生活很慢，也很平静，没有什么起伏和波澜。
刘小样觉得，自己要被那种单调的生活溶解了。
因为无比向往远方，她甚至怨恨起了家门口的铁路，要是再远一点，或者在近一点，她都能够平静一些。可是它就是那么不远不近，整日整日地在人心口晃荡晃荡，叫人不得安宁。
红砖房外传来的火车的声音是她和外面世界的一种连接，每一天，她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都被隆隆声抓住，变得骚动起来。
她痛苦，因为太好奇外面的世界，好奇未来的日子，好奇自己不知道的一切。
当自我觉醒和认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，她明白：
“这就是我的悲哀。”
我们常常会说，人是在社会规训里进行自我建构，又在外界规则和自我偏向的拉扯中苟活。
尤其是女性，经历的拉扯更加撕裂。
“有约定俗成的规矩，你想要打破它，就会感到无助、无望和孤独，好像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你，不需要别人阻止你，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。”
刘小样极度渴望知识，出去外面的世界，与此同时，她又放不下自己的家庭。于是她产生了“我宁可痛苦，我不要麻木”的心灵写照。
刘越对他说：你的不满足其实已经是一种进步，你感觉得了吗？
她坚定地说：“所以我虽然痛苦，但我不悲伤。痛苦只是一种蜕变，生活就是要不停地蜕变，它才能前进，才能有力量。”
这期时长24分钟的《我叫刘小样》在央视《半边天》播出后成为该节目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期。
人们听到了这个农村妇女内心深处的呐喊，当地领导看完后想要帮助她，但她拒绝了。
很多人看了之后表示冲击力很大，并产生了一种质疑——“一位农村妇女为什么会有如此清晰的自我意识？”
村里人也惊讶于她居然会说“外面的话”。所谓“外面的话”，指的是普通话。
甚至有人因此怀疑她是被拐卖的大学生。
但其实这发音标准的普通话是她跟着收音机和电视悄悄学的。
因为没有书可读，她就读电视。
看《半边天》、《读书时间》，听路遥的《人生》、《平凡的世界》，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......不做其他的事，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一个字一个字琢磨。
刘小样觉得，普通话代表着外面的世界，只要学会了普通话，她就搭起了一座桥。
还有衣服，刘小样说，农村服装特点就是“艳”，因为太靠近泥土，还穿土色，就太土了。
所以她爱穿红色，寄托着她希望活得鲜艳、活得热烈的心情。
其实结婚的第一年，丈夫带刘小样去过一趟西安。
她走进了她渴望的新世界，街上的漂亮女人、琳琅满目的商品、说着流利普通话的路人......
但那一刻的她是那么孤独，因为这一切都和她刘小样没有一丁点的关系。
刘小样一直很羡慕城里的女人，不是因为穿着打扮有范，而是她觉得城里的女人之所以好看，一定是因为她们的内心有些什么东西，而她没有，所以她要不断学习。
丈夫王树生对她的痛苦看得一清二楚，在接受采访时说到：
她两边都想做好。家务要干，娃和老人要管，可是脑子里有那么多想法。
很多人看完这期节目后，总是好奇她之后的生活。
上网搜发现每隔一段时间，都有人问「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」。
其实节目播出后，刘小样有过几次出走。
她先是去别人家的农田干活，寻找一种“工作”的感觉。
然后《半边天》请她当嘉宾，她就去了北京，去了书店。
后来她去县城商场做了一段时间的售货员，每个月六百块钱，接触了很多人，学会了做账。
商场经营不善倒闭后，她又被同事邀请去贵州一家化妆品店帮忙。
她犹豫了，贵州听起来太遥远陌生，好在丈夫鼓励她去了。
2008年，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的她因为水土不服，语言不通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她再次回到县城，成了一所小学的生活老师。
两年后，儿女们都去读大学了，空下来的她又跑去了更远的地方，在江苏昆山一家工厂食堂当厨师。
但去过这么多地方后，她发现自己的心还是不肯平静？
2016年，她对丈夫说，自己病了，要去西安的心理医院看病。
这是刘小样最后一次出走，她在医院里找了一份后勤工作，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教授很谈得来。
但不久之后，婆婆病倒，她主动提出回家照顾直到天年。
经过20多年的“折腾”，刘小样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新旧杂糅，以及直面自身有限性后的虚妄：
“有的人以为我这人思想前卫，她怎么那样考虑问题，其实我现在才发现，我其实是一个太传统的一个人——我传统的东西根本也揪不掉，新的东西够不着，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下。”
刘小样的子女说：“妈妈就像个小孩，老是长不大。”
王树生则认为，人如果超过自己的地域环境和家庭条件，去够一些现实里没有的东西，很徒劳，也一定会失败。他认为妻子这种思想太普遍，啥事也成不了。
刘小样有些生气，“我连跳起来去够的权利都没有吗？”
其实，人人都是刘小样。
风餐露宿时为生计奔波，丰衣足食后因精神痛苦。
我们究竟是谁？
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
鲁迅《娜拉走后怎样》，对娜拉做出了判断，一是堕落；二是回来。
而刘小样最后则回到了农村，回到了太平的生活。
2019年春天，婆婆去世，她选择留在家里养着喜欢的花花草草，做回那个普通平淡的农村妇女。
但她把最左边的那扇窗户，扣上了插销，永远朝外开着。
那扇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窗，她始终不肯关上。